——访我国第一批体操国际裁判员姚志珍
12月里的一个上午，阳光不强，没有风。整座城市笼罩在淡淡的雾里。我开车带着学生，要去见的是我国第一批体操国际裁判，85岁的天津体育学院教授姚志珍。
见到她之前，我对她的了解很有限。上世纪50年代河北师范学院毕业的本科生、天津体育学院教授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国际体操裁判员、全国优秀裁判员，担任过亚运会、世界大运会和一些洲际比赛的裁判工作。
怀着对体操的一知半解和对第一批国际裁判的好奇，我敲开了姚志珍老师家的门。满头银发的老两口，姚志珍老师和王建奇老师，都是体育学院的退休教授。姚老师开门见山，谈起了自己与体操结缘的经历。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竞技体操并不是正式的比赛项目。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只有徒手体操。1953年，主要由30名优秀体操运动员组成的苏联体育代表团应邀访华。他们先后在北京、天津、沈阳、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等多个城市进行访问和表演。“那个时候，别说项目没见过，就连这些器械都没见过啊，觉得新鲜极了。苏联代表团访华，就像打开了一扇大门，我们的眼界一下子就开阔了。”为此，中央体委专门从这几个城市抽调相关人员，组织了学习队，随苏联代表团一路看表演、听课、交流、座谈。“中央体委是为了培养项目骨干。我们这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人，后来也确实成了个省市的骨干。从那以后，我就重点做体操裁判工作了。”
随后的三年里，从担任天津队教练员带领运动员参加十三城市中学生田径、体操运动会，到执裁青少年比赛，姚志珍见证了中国体操协会的诞生，也见证了我国加入国际体操联合会大家庭。此后，她参加了裁判员学习班，系统学习裁判理论和规则。现在，仍记得苏联体操名宿伊万诺娃讲解规则时的画面。
谈起第一次出国担任裁判的经历，姚志珍老师仍是难掩兴奋。“那时我才26岁。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，担任女子高低杠项目裁判。”姚老师拿出当年的剪报给我看，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刊登了题为《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国体育健将组成代表团》的消息。160人组成的代表团中，有123 名运动员、3名裁判员。姚老师就是这三分之一。“计划经济的年代，国家统一发运动服，又发了置装费和代用券，就是布票。我们得去北京友谊商店的出国服务部做衣服。我记得，我当时在老字号服装店造寸，一口气做了三件布拉吉（连衣裙）。”看到当年的照片，我理解了50年代的人们对布拉吉的情有独钟。姚老师身穿绿色碎花的连衣裙，白色的衣领和袖口衬得她风华正茂，背后就是苏联红场。年轻的人，年轻的共和国，还有年轻的新中国竞技体操事业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憧憬和激动呢。“我当时做高低杠裁判，咱们的运动员，18岁的郭可愚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六名。后来，她也成为了国家队的教练员。”
此后的几年里，姚老师担任了全运会等一系列大型比赛的体操裁判。当这个年轻的国际裁判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，由于允许台湾组队参赛，中国毅然退出了国际体联。在此后近二十年里，中国体操中断了国际联系。姚老师的裁判工作也仅局限在国内比赛，以及有限的国际来访友谊赛中了。1978年，中国重回国际体联，快50岁的姚老师执法国际比赛的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。“1963年，国家认定我是首批体操国际裁判员，那时候更看重执行裁判的经历。可1978年之后，我们要到各种国际型比赛中担任裁判，必须通过国际体联组织的学习和考试，取得裁判员资格才行。”1980年，包括姚老师在内的16名中国裁判员赴日本，参加了国际体联统一组织的国际体操裁判学习和考试。“这个考试四年一次，如果不能通过，就不能执裁国际比赛。”考试非常严格，由国际体联主席亲自主持。“三天里，我们同来的6名女裁判都非常紧张。日本的条件很好，可我们是吃不下、睡不着，在一起就是看书、讨论，研究考试，交流心得。最后一天的早餐，那海鲜粥，我们几个人愣是紧张得一口都没吃。”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。理论考试有选择等多种题型，实践考试就是完成动作了，跟考运动员一样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6名中国女裁判都通过了考试。此后，受国际体联指派，姚老师担任了包括亚运会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在内的多项赛事的女子体操裁判长。“国际体联对裁判员要求很严格，赛前宣誓，赛中监控，赛后评估。如果你打出的总是无效分，那么就要受到惩罚。裁判长的权力也很大，需要掌控全局，有权对裁判员的评分提出质询。”
回顾几十年的裁判员生涯，姚老师觉得很充实。直到现在，上海体院教授俞继英、国际体联女子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燕呢喃，还有姚老师当年带过的小队员们，还会时常登门拜访或打电话问候她。“看着这些学生，我很欣慰。我能做到公正，坦诚，不卑不亢。这或许就是大家认可我的主要原因吧。”
